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演变的新趋势

时间:2018-02-13 济善综合资讯 手机版
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演变的新趋势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早上好!我们今天的中国趋势报告会马上就开始了。今天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清华大学XXX教授为我们做报告。XXX教授从在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社会现代化的研究工作,并成为国内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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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演变的新趋势

主持人: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大家早上好!我们今天的中国趋势报告会马上就开始了。今天我们很荣幸的请到了清华大学XXX教授为我们做报告。XXX教授从在80年代中期开始从事社会现代化的研究工作,并成为国内社会学界的主要代表人物。《社会现代化》一书获得北京大学优秀学术成果奖,90年代初他的学术兴趣逐步转向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提出了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的重要概念和理论,对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进行了宏观的描述和具体的研究,其中有一篇有代表性的论文是《改革以来的社会的变迁》,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第二届成果科学奖。进入90年代后,学术的兴趣转向社会学说的变迁,90年代中期开始又进行口述社会史的研究工作,并且写了《过程、实践分析和三代中国学家-农民交流实践的形态》,这本书成为口述社会史的理论指导,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重视。XXX是当代中国最具影响的社会学家之一,下面我们用掌声欢迎XXX教授给我们做报告。 XXX:各位上午好!感谢本次报告会的主持人给我这样一个机会和大家探讨我最近正在研究的问题,题目是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发展的新趋势。为什么谈这个问题?大概在前三四年,当时中央的几个部委几乎同时接到一个研究题目,就是《应当如何看待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阶段和历史的方位》。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改革如果从70年代末算起,到现在已经走过了25年。在25年时间里,中国的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这25年当中,不同阶段社会发展方向是有明显的变化的。我们走了25年后,社会究竟走到了哪一步?从历史上它究竟处于什么样的方位?现在是到了应当给一个回答的时候了。我们讲的这个题目是我们的连续报告之一,是当中的第三个报告,这个报告是从2001年底开始写,到现在勉强定稿,今年会发表出来。第一个报告是我和北京大学的一些同事合写的,题目是《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发表在1994年第二期《中国社会科学》上。那篇论文是为研究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提供一个基本的理论框架。接着在1998年,我们又发表了一个报告,是我和另外两个朋友一起做的,叫《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的社会结构和隐患》,发表在1998年《战略环境》第五期上。这个报告主要从社会结构的各个角度,对发生在90年代末的中国社会转型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进行反思和重新探讨。当时有一个想法就是如何超越当时的意识形态的对立,探讨一种能够走出这种对立的新的解释框架。这篇报告发表以后,在国内外引起比较大的反响。国外还专门为这个报道召开了研讨会。 今天我所讲的题目是我们最近写的第三个报告,《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演变的新趋势》。这个报道最核心的思想,可以用一句化来概括,90年代以来一个与80年代有着很多不同的、新的社会正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并开始定型化。这个报告的一些最基本的想法曾经在去年1日1日的《南方周末》上发表过。这几年,每年的1月1日《南方周末》都会给我一个版。当时,那个题目是叫《一个新的社会的出现》。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第一个,90年代中期以来的社会和80年代有重大差异。我们甚至可以说,90年代中国社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同于80年代社会的新的社会。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就是刚才讲了的历史定位问题。 我们过去讲改革以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或者讲改革以来社会生活的变化,我们总是有一个基本的坐标,就是改革的坐标。我们讲这个问题的时候,经常用的一种说法是改革前、改革后,改革以来,我们基本上以这种的论述的方式,这对不对呢?肯定是对的。改革造就中国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重大变迁。改革前和改革后的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样一种定位的方式有问题的。为什么?当我们说改革前、改革后的时候,我们总是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改革前是这样,改革后是那样,那么也就是说,改革后大体上是一个和改革前不同的一个东西。当我们说改革以来这句话的时候,在很多程度上改革以来我们似乎朝着一个特殊方面沿直线在走。所以,这种历史的坐标,如果说改革后相对于改革前发生的变化的时候,是一个问题,就是使我们对改革以来这一段的内部差异,在不同的时期呈现的趋势,对在25年中发生的一些重要的转变、甚至是一些重要的逆转,不大明白。这样也就会对于一个新的变化的趋势,以至于对这些新的变化趋势和新联系的、新的问题、新的社会挑战都不敏感,甚至在这些问题出现的时候,产生简单化的倾向。就是从这种一个角度考虑,我们用一种非常明确的方式提出9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和80年代的改革以来是很不同。90年代以来出现了一些非常值得重视的新趋势,它展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社会生活逻辑,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问题和挑战,这样的一些东西,很大程度上是80年代不曾有过的,甚至呈现了和80年代相反的趋势,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谈具体变化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会看得出来。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一点,90年代和80年代是非常不同的一个时代。90年代中国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同于80年代的一个新的社会。 第二个要强调的是,这样的一个新的社会,我们要怎么看待?有人更多把它看作是一个过渡的阶段,是转型的阶段,或者是过渡中的现象。但是在这个报告中我们要提出一点:这不是一个过渡中的现象,也不仅仅是一个转型的现象,而我刚才说它是这样一个和80年代的有着很大不同的新的社会似乎正在开始定型化,这已经开始成为一个稳定性的东西。这一点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80年代的时候,如果一个朋友一年时间没见面、两年时间没见面,甚至几个月没见面,你都要问现在在干什么。他以前可能是工人、干部,几个月不见他可能就是一个小老板了或者什么,做得很不错。但是,我们现在想一想,在我们社会生活当中最近这几年的时间,这个现象不能完全说没有,但是这样的现象已经越来越少了。说明一个什么问题?这说明这样的一个结构已经在开始固化下来,开始定型化下来。我们开玩笑地说,这个社会到现在,像贫富的问题,谁去穷人、谁是富人?到我们这个年龄了,现在还没富起来的,我看是够呛了,但是90年代初的时候都不能说这样的话,90年代初你几个月不见,他可能去搞房地产去了,他马上就发起来了,现在这个现象越来越少见了。这说明我们这个社会在经过了20多年的变化之后开始定型了,社会结构开始固化下来了。虽然我们的社会和美国相比还是一个发展非常快的社会。而美国到现在之后,我开玩笑说你们这样的社会是没有什么变化的社会,我说一个社会发展的快不快就一个标准,就是你在一个高楼上能不能看到一个吊车。你在广州也好,北京也好,只要是在中国的大城市,你推开窗户就能看到几部吊车轰轰烈烈的进行建设,但你要在美国看到一个吊车非常的不容易。为什么?美国那是一个已经定型下来的社会,而我们这个社会仍然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我们可以想想哪怕到今后10、20年的时间,无论怎样,这种变化仍然会以很大的规模在进行。尽管如此,我们基本的框架、制度的框架从90年代中期以后慢慢的开始定型了,今后这种变化还会发生,这个变化更多的不是发生在基本框架的层面上,是已经是在开始定型化的社会框内部进行。我们进行了25年的变迁,这个社会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到现在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眉目出来了。这是我为什么要强调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中期以来这个社会结构变化的新的趋势的一个最基本的意思。 同时,我们还要看到一些新的趋势,有利于澄清我们这些年来在思想理论界所存在的种种混乱现象。比较关心思想理论界的朋友们可能都知道,在最近10来年,思想理论界一个重要的争论,甚至其他的理论往往以它为背景,就是所谓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对立,现在这两派打得不亦乐乎,实际上两派到现在不仅仅是学术问题,已经是变成了相互的攻击。为什么?这里面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来看待90年代以来这个社会新出现的问题,关键是我们怎么看。一个问题在于当我们去观察90年代的新出现的问题、新的挑战的时候,我们所用的工具有相当一部分是在80年代形成的,为了分析80年代新的出现的问题而提出来的,比如说左和右,改革和保守等等。用这样的工具和概念来面对90年代的问题已经远远不够了,或者说很大程度上已经过时了。由于我们的争论,仍然使用80年代的工具,结果就造成了一系列混乱。当时在第二个报告中有一个问题讲超越意识形态就是基于这个基础上,就是说我们能不能形成一个新的框架来看我们正在形成的新的社会?对这样的新的社会最早产生社会定型化的感觉是在1993年到1994年的时候。当时中国有一句话:微观不好宏观好,除了年纪太小的朋友之外,年龄稍微大一点的都知道这句话。我记得我当时到浙江的时候,和一些企业家一起吃饭,他们就提出这个问题,怎么解释这个微观不好宏观好?就是说,你看一个一个的企业,看到它的经济情况非常不好,东西生产出来卖不出去。他有很萧条的感觉,市场的情况不好。但是什么叫宏观好?我们每年宏观经济增长的数字非常好,按那个数字仍然是很高,8%、9%。 从理论上说,这个宏观不就是由这个微观构成的吗?那为什么会微观不好宏观好?要解决这个困惑人们自然会想到一点,就是我们的宏观的数字有问题。比如说亚洲银行对中国的GDP要先扣掉两个百分点来算,比如说你增长8%,我就划圈,你就增长6%。我回到北京之后,就找能够掌握中国宏观经济状况的权威朋友,问他说中国宏观数字当中有多大的水分,他说有差不多两个百分点,和世界银行的差不多。即使是减掉这两个百分点,觉得还不够。你8%减去2%还有6%,还不错。这个微观和宏观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大的差呢?当时我们没有把他当作一个新的逻辑,新的社会来认识。产生这个认识已经是10年以后的。再往后一点,到了1995年、1996年、特别是到1997年的前后,微观不好宏观好演变成高增长下的普遍的萧条感。这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很多的,但这个时候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产生了很强的要过紧日子的感觉。当时我曾在《中国经济时报》有一次开会,曾经吵过半天怎么看当时经济的问题。当时经济学强调说,主要是产权的问题,经济中遇到的问题大多数是产权的问题。我们反驳说产权问题是重要的,现在决不不仅仅是产权问题。现在的不景气,或者企业经营不景气并不仅仅是表现在国有企业上、民营企业上,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你生产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就卖不出去。现在我在大街还经常看到跳楼价,出血价、开天价,就是这个时候出现的。我记得我在人民大学教书的时候,有一天早上我一个女同事给我打电话,跟我说她在早市上买了一条裙子,15块钱,质量还好,她说怎么能便宜到这样,论布料也不够布料钱,论工钱,也不够工钱,这个东西怎么能便宜到这样。我不知道广州的市民是什么感觉,1997年、1998年、1999年这段时间我把它叫做高增长下的普遍萧条感。特别是一部分市民,开始产生过紧日子的感觉就是这个时候开始的。到了2000年前后时候,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就能够看到了。2000年是中国经历了经济增长率年年下降之后,第一次出现反弹,GDP增长达到8%,这是从经济的角度来说的。但这一年,我们看一看社会的状况,在GDP8%的情况下,是非常不利。贫富差距的问题没有什么改变,而且出现恶化就业的问题没有好转,社会治安的问题没有好转,还在恶化。 这和我们80年代不一样。80年代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逻辑,经济每增长一步,社会的状况就会随之好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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